月满中秋，情满中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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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在规定内容上，纪检规范一方面对党员干部的限制性规定比国法要多得多，另一方面对党员的要求比国法对公民的要求又高得多。第一，构建纪检监察学自主知识体系，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学说的中国化时代化。

（二）解释学科：专注于诠释纪检监察规范内涵与政治学、中共党史党建学相比，纪检监察学的一个鲜明特征在于它是一门受规范约束的学科，或者说它是立足于纪检监察规范的规范解释学科。对于纪检监察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原则性问题，理论学科要积极予以回应，并将之作为构筑新理论、新学说的出发点，进而直接对纪检监察实践发挥应有的理论指引功能。所有知识体系都产生于某一确定的真实生活空间，唯有领悟到该生活空间的独特性，才能充分把握孕育其中的知识体系。纪检监察制度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学说创设而来的。之所以称之为纪检监察学的原点理论，是因为没有大党独有难题就不可能有纪检监察学的问世，它是纪检监察学发生学意义上的原点。

问题是时代的格言，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。纪检监察学学术体系的内部构造，可以划分为表层的知识体系和深层的理论体系。上述所列问题，笔者以为，凸显出的正是我国财政改革的方向。

因此，推动税收立法权的统一，实现税法制度的统一，减少行政性因素干扰，才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选择上述所列问题，笔者以为，凸显出的正是我国财政改革的方向。因此，推动税收立法权的统一，实现税法制度的统一，减少行政性因素干扰，才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选择。据2010年的数据计算，全口径广义税负略高于30%。

无论如何，谈论宏观税负，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税负本身的高低，而在于几方面因素：一是能否真正规范预算之外的各类收费，尤其是乱收费。三是有没有真正减少不合理的支出与财政资金浪费，这里不仅是消费性支出，而且也有投资性支出的效率问题。

应该说，坚持初次分配放权让利，二次分配重视人本的思路，才符合改革最初的大方向。其四，事权决定财权的思路值得商榷，也就是政府是否该承担过多的经济建设事务值得讨论。实际上，谈税负问题，起码有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含义。其三，调整税制改革思路。

如果说1994年税改旨在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利益分配，那么迫切需要的第二轮税改则应解决政府与企业、个人之间的税收利益分配。这些都加起来，广义宏观税负就相对比较高了。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，是没有答案的问题，但可以肯定，向任何一方偏离都会带来过犹不及的负面影响。如果就狭义宏观税负的国际横向比较来看，按照年度税收收入/GDP的口径，目前我国在20%左右，在全球来看并不高。

不得不承认，我国部分税种的负担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，如购车承担的税费。但政府的全口径收入，还应包括如政府性基金收入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，还有未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等。

宏观税负，指一国的税负总水平，通常以一定时期(一般为一年)的税收总量占国民生产总值、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比例来表示。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在讨论宏观税负时经常发生理解的偏差。

其次，反思基本税收原则。微观税负，则是单个纳税人的实际税负，由于存在税负转嫁，这里是指最终实际纳税人的负担，而不是名义纳税人。二是在财政支出安排中能否更直接用之于民，如宏观税负较高的国家，往往也是高福利国家，包括教育、医疗、社保和就业在内的福利性支出占总支出比重大多在50%以上，因此纳税人的怨言相对较少，我国目前这几项支出加起来大约只有30%左右。税收是决定政府与企业、个人经济关系的基础，是为市场经济法治的出发点。另外，还有可能是预算不够透明，或者政府财务报告不完善，即使有些福利性支出已有所提高，多数人还是未能看明白财政收入的来源和流向。但由于我国与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不同，有不少以费代税和其他政府收入形式存在，因此真实的、广义的宏观税负，要远高于狭义统计口径的宏观税负。

如果让更多纳税人参与到政府预算过程中，直接影响和决定税收征收和财政资金使用的过程，则纳税人的痛苦感将会大大减少。或者存在部分主体的偷税漏税，征税出现了鞭打快牛的现象，从而即使宏观税负不变，也可能使纳税人的平均税负上升。

(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) 进入专题： 税负 财政改革 。如果一个纳税人在狭义的宏观税负不高的情况下，却感受到较大痛苦和不满，无非有几方面原因。

不同国家之间宏观税负的比较，本来不该有太多争议。或者是纳税人被征收了非税收入，这些政府性收入相对不透明，但又切实地从纳税人手里被政府部门收走，因此也容易产生不满。

或者是财政支出的后评价机制不完善，缺乏财政收入与支出在微观层面上的有效关联，纳税人没有感受到太多税收收入被最终用到个人身上。税负概念，眼下存在诸多混淆之处，这妨碍了国人对于税收和税制的深入认识。由于数据统计难以准确反映各级政府全部财政性收入，也有人估计这一比重已达40%左右，这在国际上应算是较高的宏观税负水平了。为此，税收制度合理性的基础首先是税收法治，而税收法治则始于税收立法。

或者是过去税收征管的弹性较大，有时可以人为地调节税收进度、实际执行税率等，正是近年来征管力度有所加强，使更多人感受到痛苦。总之，税收直接关系到现代法制社会的基础，正如古老的英国谚语所言，只有真正实现纳税人至上，才能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。

长期以来，在税收效率与公平这对永恒的矛盾之前，我们遵循的一直是效率优先，兼顾公平，但问题是效率又分为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，前者是少花钱、多收税，后者是通过税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，前者曾是我们最重要的原则，而后者则是转型的目标，这一点甚至比公平更加重要。我国以流转税为主的体系中存在更多税负转嫁，而由于市场竞争机制在很多领域还不完善，因此税负往往会被转嫁给市场弱势群体，这又增强了这部分人群的税负痛感

不过，鉴于美国经济增速下滑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势，美联储应继续保持低利率，同时，欧美银行业也应该回归到十年前，将资本借给实体企业而非政府。詹姆斯?莫里斯于1963年取得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，现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教授。

在詹姆斯·莫里斯看来，此次仅是小威力的弹药，能否撬动企业投资和增加雇员还有待观察。菲尔普斯接受《财经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对于美国是否有必要推出QE3表示怀疑。政治僵局使未来几年的美国经济前途暗淡无光。他认为，基于美国现在的货币政策和财政赤字，不适合再出台刺激政策，制造更多的流动性。

莫里斯重申，从投资与产出比分析，过去几年，中国的产出率稳定，但投资率却在不断增加，说明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已经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，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、环境污染、不良投资项目的充斥等因素，制约了经济增长率的进一步提升。他曾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，从而正式确立了经济增长理论。

即使该法案得以实施，该法案对提振美国经济的效果仍有限。该法案的刺激规模略大于市场之前的预期，但小于此前两轮财政刺激政策的盘子。

菲尔普斯在应邀出席2011年国际投资论坛时表示，自2000年以来，美国经济表现平平，这使人们对美国经济的前景产生了疑问，当前的人口形势与全球格局将使美国经济的前景在未来20-30年间继续恶化。他因在福利经济学和契约理论，以及不对称信息理论等方面的贡献，199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。